仲伟合、张清达：“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思考

摘要：“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实现需要我国及早制定并完善国家外语教育战略规划，着力培养实践过程中急需的外语高端人才。与传统大国成熟的外语教育战略相比，我国尚且存在教育理念上战略意识缺位、权威性组织管理机构与协作机制尚未建立、外语高端人才供给匮乏和资源配置战略投入不足的弊端。明确中国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定位、着手顶层设计、完善外语战略管理的体制、打造外语教育的大数据平台以及推进国际语言服务创新等，是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关键。

主题词：“一带一路”；中国；大国；外语教育战略

1 引言 

大国成长和演进的历程表明,世界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外语教育作为国家战略来看待。外语是大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推出和宣传价值观的战略手段，外语能力愈来愈体现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面崛起进程中的大国，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外语教育战略，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全方位与沿线国家开展深度互动，由此带来的对各类外语人才的需求、防范境外风险的安全需求、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需求等给中国外语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倒逼压力，如何做好战略应对和准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战略，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2 传统大国的外语教育战略：理念、规划、机制与效果

在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的今日，外语的社会功能早已突破语言自身的范畴，逐步演化成文化软实力的“名片”和外交博弈的隐性载具，影响力延伸到政治、文化、科技、安全等多元层面，成为牵系国运的文化战略资源，必然成为助推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维护、拓展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武器（赵世举，2014）。在国际竞争白热化的当代，世界大国清晰地认识到外语是获取域外信息、拓展国际战略空间深度和广度的关键要素，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展现。在国际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外语教育对国家全面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尤为迫切。传统大国纷纷以核心利益为轴心、以国家安全为主线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语教育政策，致力于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外语教育战略体系。

2.1 理念与规划

美国是世界头号大国，也是外语教育战略系统最完善的国家，长期秉持外语教育服务美国利益、从属于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语教育政策，并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更新和调整其战略规划。如2005年制定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2010年的《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等。另一方面，美国还推出外语教育的国家标准，强调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并重，强调运用外语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能力，如1996年制定的《外语学习标准：为21世纪做准备》，1999年颁布的《21世纪外语学习目标》等等（文秋芳，2011）。其外语教育战略走在世界前列。

英国高度重视外语教育战略，着力开拓多元渠道的外语教育资源，积极布局本国的外语规划。2002年，英国教育技能部颁布《外语教育发展战略》，并相继推出《语言学习》和《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等重要文件。2013年11月，英国文化协会发布专项报告《面向未来的语言》，为英国外语教育改革做出全新战略性规划。

俄罗斯作为地跨亚欧的世界大国，具有视安全为生存之本的历史情结和民族传统，坚持将语言安全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安全一同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理念。近年来，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俄罗斯一方面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做好与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制定了与欧洲语言标准相一致的语言教育政策和亚洲多语言发展规划，推进“母语加外语”的模式，扶植和鼓励语言学校和语言机构的发展，国家战略导向的意味浓厚。

2.2 机制与效果 

美国深谙外语教育在拓展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安全、推进意识形态传播、巩固核心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分重视外语教育在国家宏观战略中的统筹布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组建了由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中情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协同管理机制对语言政策进行战略经营和管理。长期的战略经营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外语教育的翘楚，不仅联动机制完善，所能讲授的语种更是多达150多种，仅哈佛大学就开设了70多种外语，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建立了涵盖500多种外国语言（含方言）的资料库, 国防部拥有语言备战指数网络搜寻系统，能够快速便捷地寻找到所需的外语人才（季舒鸿, 2012），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

英国则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和高效的外语教育政策来推动英国民众的外语学习热情，由上议院主导国内相关部门的外语教育联动机制（高歌, 2015），重点突出外语教育从国家层面到民众前沿的体系化策略。为此，英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颁发特许状成立“英国文化委员会”，时至今日，已是举足轻重的社会团体，战略意图直指强化与相关国家的语言交流学习和合作。2007—2008年度该机构在世界110个国家230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影响力着实深远。

俄罗斯则由国家杜马负责外语教育的战略规划制定和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和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俄语的地位问题已经被列为俄罗斯联邦政府高度关注的“非传统案例领域问题”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莫斯科大学能够讲授90多种外语，莫斯科语言大学开设了35个语种，莫斯科外交学院能教授54种外语，仅外语教师就有600余名（潘海英、戴慧, 2013），远超其他欧洲国家，背后的大国雄心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在外语教育方面也多有建树。例如，德国为适应欧盟的语言政策，采取了多样化的语言发展战略，加强德国在欧洲地区的语言地位，澳大利亚推出了“学校语言计划”，日本制定了“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教育规划，努力将外语教育政策化、长期化和系统化。

事实上，从传统大国建构外语教育战略的历程来看，不难发现，以国家核心利益为目标的服务理念、宏大与精细交融的规划、多部门纵横结合的联动机制和语种齐全的教育资源是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四个关键特征，四者之间的互动推动传统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3 对我国外语教育现状的审视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和国际社会“走进来”的战略通道，也面临着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和风险，因其涉及沿线众多国家，民族语言多元化，地缘政治复杂，建设过程中将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张天伟，2015），此时尤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多语种外语类高端人才，通过他们的多元化服务，消除可能的言语障碍、文化隔阂甚至是政治分歧，才能争取沿线国家的支持，形成与中国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理念的无缝对接，提升服务“一带一路”的实效性。

然而，审视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现状，不难发现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3.1 教育理念上的战略意识缺位 

我国外语教育理念长期驻足在外语教学的微观层面，没有突破外语教育的功利化思维，乐于服务市场需求，却低估甚至忽视了外语教育的文化价值和战略意义（李宇明，2010）。关注点尚在助推个体发展，很少与国家核心利益、文化安全关联。由此一来，外语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相对滞后也就不难想象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严格意义的外语教育战略规划，还是1964年10月由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文教办公室、国家计委、高教部和教育部五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报告》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由于此后“文革”的影响，规划的落实也被迫中断。所以，整体上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的外语战略规划与制度体系建设，导致当前外语教育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和盲目性（沈骑，2011）。

3.2 权威性组织管理机构与协作机制尚未建立

没有外语教育战略统筹的权威机构和协作机制是滞缓我国外语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传统大国不同，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且国家语委并不具有实际的行政执行权力，即使教育部的语言规划也只涉及教育领域，无法延伸到全国人大、公安部或者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多部门联动的机制缺位。现有的外语教育规划难以反映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战略需求，现有语种培养点、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布局主要是基于就业市场导向，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性统筹用力不足，此种情形下培养出更多的是公民外语人才，而非战略性外语人才，如此一来，势必影响我国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才供给。

3.3 资源配置的战略投入不足

外语教育具有投入大、产出小、战略性价值高等国家公共产品的特征。在多年扩招压力和市场机制导向下，各高校自然按“社会需求”设置外语学科专业点和研究机构，缺乏按“国家需要”来配置资源的意识，导致我国外语学科建设战略性投入不足，语种数量偏少，结构不均衡，英语专业扩展过快而质量不精，特别是非通用语种专业发展严重滞后。据统计，我国高校目前开设的语种70余种，与前述美俄等传统大国相比差距很大，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我国外语教育的深度和广度都尚需拓展。

3.4 外语类高端人才的供给严重不足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长远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通晓这些国家语言文化的新式高端人才。他们在服务于国家战略上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组织、国际论坛、国际战略对话等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高端翻译人才、国际和区域组织人才（一般需要掌握两种以上外语）在内的多语种人才严重匮乏，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称。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共涉及国家64个，语言近60种，涵盖了世界九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王铭玉，2017）。目前中国仅有一所高校能够开设54种非通用语种课程，其中不少语种还是近几年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之下陆续开设的。国内其他几所外国语大学的非通用语种课程都不超过20种，这显然跟不上当前国家的需要（沈骑，2015）。我国未来“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非通用外语人才、高端翻译人才、国别和区域人才以及国际组织人才的储备与供给严重短缺的困境。

4 构建“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大国外语教育战略的理性思考

4.1 中国大国外语教育战略制定的必要性

构建中国的大国外语教育战略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传递全球治理新理念、铸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由之路，关系到我国未来国际地位和民族复兴大业。

首先，从美国、俄罗斯等国成熟的外语战略和发展历程来看，外语教育具有鲜明的国家意志特征。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是衡量服务国家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外语教育也构成了国家战略、国家的区域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则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战略载体和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新切入点，其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持久性和跨国性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外语教育，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外语战略。

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所蕴含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需要科学定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语教育战略，持续培养和输送具有宽阔国际视野、卓越外语能力、主动学习精神，了解沿线国家的高端外语类复合型人才，服务日益形成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拓展中国的全球利益、国家安全和文化影响力。

4.2 中国大国外语教育战略制定的理性思考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语教育战略，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同时，能够促进“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4.2.1 凝练核心理念，明确定位和目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客观上需要用外语“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周国平、阚阅，2015）。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语教育战略，应贯穿和体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新安全观”“新型的大国关系和新型的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其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以和平发展为宗旨，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安全利益。

近期目标则是要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中期目标是锁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可靠的战略伙伴关系，长远目标明确为培育和塑造语言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区域一体化的布局，要使这一规划得到参与国的长期支持且不受政权变更影响，必要前提是我国与它们在安全战略上有深层次的合作，巩固利益共同点。这就对我们制定中国特色的大国外语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考虑首先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实施外语教育战略，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布局。其次是采取由近及远的外语政策，优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服务于中国周边国家安全。

4.2.2 着手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总体规划

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外语发展总体规划，应充分借鉴美、俄等大国实施外语教育的战略经验，强化对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并尽早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推出。

其一，制定关键语言计划。从互利共赢的视角确立沿线重点国家的“关键外语”（王建勤，2010），提前布局，加大投入，培育和储备外语人才。例如，确立与国家安全领域高度相关的关键语言，提升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军事和反恐等领域的合作能力；也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确定外交关键语言，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重要语种；或是围绕能源、文化、艺术、教育和研究“走出去”战略确定相关领域的关键外语。

其二，加强外语语种规划与布局，形成合理的外语语种结构。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加强小语种和多语种建设的规划。例如，东北地区毗邻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半岛，理应突出俄语、日语、朝鲜语等专业的优势；西南地区，特别是广西、广东、云南和西藏，应该特别加强东盟和南亚诸语言，特别是印地语等语种的规划，培养相关国别和区域问题的专门人才。甚至,可以从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邻国语言班，建立“邻国语言”教育的激励机制。

其三，健全外语教育机制，加快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及早制定中国外语使用规范和标准，改革目前的外语教学目标、评价机制，加强外语教师培训。从“国家外语战略”的高度入手，规划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教育“一条龙”体系。压缩多语种人才培养周期，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本、硕、博相互衔接、专业环环相扣的“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一条龙”机制。探索协同培育复合型外语人才机制，鼓励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外语院校与国外高校的协同模式，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培育高精尖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4.2.3 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机构组织方式

合理的机构设置是制定和实施外语战略的基本保障。外语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或语言部门的工作，只有统筹多方力量，协同创新开展工作，才能将核心理念和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实现战略目标。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由多个政府部门联动制定和实施外语战略的成功经验，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设立外语管理局，协同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外语发展规划、外语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促进有关国家行政部门如国防部、教育部、外交部、外文局的沟通交流，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

4.2.4 打造大数据平台，推进国际语言服务创新

通过建设包括国家语言教育服务研究平台、国家语言在线教育平台、国家外语能力测试平台、国家语言服务数据平台、国家语言战略智库、区域和国别研究平台等在内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解决中国当前非通用语人才、高层次多语种翻译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为国家“一带一路”和“引进来” “走出去”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尤其在“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关键期，区域和国别研究人才将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进区域和国别问题、国际教育研究，以及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是国家重要决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因此，必须强化对中国交往国家的语言学习，培养精通对方语言，了解内政外交、经济与社会、文化与教育特色的高级人才，以此拓展我国的海外核心利益。

5 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必须看到，如果国家外语教育战略缺位和国家外语能力滞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果预期将受到影响。因此，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直面“一带一路”的需求，明晰我国与西方大国成熟的外语教育战略之间的实际差距，着手顶层设计，从理念创新、机构设置与制度框架、发展路径等层面研究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国外语教育战略，其意义不仅限于外语教育领域，而直接与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大局相关联。

注释： 

①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15JZD048）、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WT135-8）、2016年广东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广东高水平大学国际化水平提升和实践研究”（2016WZ008）以及广东省教育特色创新项目“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分类模式与制度框架研究”（2015GXJK02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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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国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 教育研究，2015(10): 16-20.

作者简介

仲伟合，澳门城市大学特聘讲习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教学协作组组长。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研究、外语教育。

张清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语教育与研究、高等教育治理等。

本文原载《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第4-9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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